“马老头现在在哪里?”
老教授问道,他紧紧拽着二狗的手臂,用劲很大,二狗能感受出他情绪的激动。
“教授,您先别激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狗很茫然,计划?这究竟是什么个计划。
教授说着就情绪稳定下来了。
“其实对于这个事件,我也并不是太理解,而且其真实性也并不清楚,我唯一能知道的是马老三在寻找,或者说是制造一种物质,究竟是什么,似乎是对应于一种生化武器的对应药剂,国际上在医疗界对这件事情也保持着否认的状态,没有人知道其真实性。”
老教授声音放小,也是有些不确定的说道。
二狗感觉就是在听一件科幻大片一般的感觉,生化武器的对应药剂,这不是电影中的剧情么,怎么跑到现实中来了。
说道这生化武器,老教授似乎也有过不少的理解,也和二狗解说了起来。
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造福人类,但一旦被战争狂人利用,也会毁灭人类。国际社会必须对生化武器进行限制。
研制和使用的生物战剂主要是细菌,20世纪初称为“细菌武器”。开始时的战剂仅限于少数几种细菌,如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和鼠疫杆菌等。生产规模很小,施放方法主要是由特工人员潜入敌方,用装在小瓶中的细菌培养物秘密污染水源、食物或饲料。
从30年代开始,研制生物武器的国家增多,主要有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生物战剂种类增多,生产规模扩大,施放方式改为用飞机施放带菌媒介物,包括带菌的跳蚤、虱子、老鼠、羽毛甚至食品,攻击范围扩大。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就是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建立的生物武器研制机构之一,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德国主要研究鼠疫杆菌、霍乱弧菌、落基山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和黄热病毒等战剂和细菌悬气机喷洒装置。美国于1941年成立生物战委员会,进行空气生物学实验研究。英国于1940年建立生物武器研究室,曾在格瑞纳德岛上用小型航弹和炮弹施放炭疽胞菌。加拿大也研究过肉毒毒素的大规模生产方法,并用飞机进行过喷洒试验,以测试其致病作用。
70年代末生物武器进一步发展,出现病毒武器、毒素武器等。生物战剂种类增多,包括细菌、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真菌和毒素。剂型除液体外,还有冻干的粉剂。施放方式以产生气溶胶为主。除用飞机抛洒、投弹以外,还可用火箭、导弹发射生物弹头。杀伤范围扩大到数百至数千平方千米。美国的生物武器研制水平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系统研制生物武器是微生物学和武器制造技术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开始的。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利用微生物学方法可以大量制取生物战剂,使用方式也由简单的人工撒布逐步发展为利用远距离投射工具进行规模撒布。随着基因工程其他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遗传工程、脱氧核糖核酸(dna)重组或其他分子生物学技术调控、构建和改造微生物及毒素,研究和发展新的生物武器,其中备受注目的是基因武器。
在人类战争史上,利用生化武器作为攻击手段的记载很多。著名的例子是鞑靼人进攻克里米亚战争中利用鼠疫攻进法卡城。原来鞑靼士兵中有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他们把死者的尸体抛进法卡城里,结果鼠疫在守城者中蔓延,终于放弃了法卡城。18世纪英国侵略军在加拿大用赠送天花患者的被子和手帕的办法在印地安人部落中散布天花,使印地安人不战而败,也是殖民统治者可耻的记录。
销毁的武器
1915年,德军在比利时的伊普尔战役中首次大规模使用毒气。当时战场出现了有利于德军的风向,德军打开了早已在前沿阵地屯集的装满氯气的钢瓶,一人多高的黄绿色烟云被每秒2-3米的微风吹向英法联军阵地。面对扑面而来的刺鼻的怪味,英法守军一阵大乱,阵线迅速崩溃,跟在烟云后面的德军未遭任何抵抗,一举突破英法联军防线。这次攻击,英法守军共中毒15000人,德军亦有数千人中毒。毒气攻击的显赫战果引起了交战各国的极大重视。从此,一些国家竞相研制化学武器,并开始了化学武器与防化器材之间的角逐。1939年,德国首先研制出新毒剂沙林,1944年又合成出毒性更高的梭曼毒剂。1953年,英国研制出维埃克斯毒剂。沙林、梭曼、维埃克斯统称神经性毒剂,这类毒剂毒性高、稳定性强,是目前为止各国化学武器的主要战剂。在军用毒剂发展的同时,使用毒剂的方法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不仅有毒剂炮弹、炸弹和用于飞机布毒的布撒器,还有用于近战的毒烟罐和毒剂手榴弹。二战中,苏联研制出可发射氢氰酸毒剂“卡秋莎”火箭炮,美国研制出m-34型沙林集束弹。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中国军民使用化学武器2000余次,染毒地区遍及19个省区。在朝鲜战争中,双方均未使用化学武器,但由于政治需要而互相指责。在战争中使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历来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然而,化学武器的发展历史证明,国际公约并没有能够限制这种武器的发展,更没有能限制它在战争中的使用。化学武器成了一种禁而不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