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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在湖南成功后，为了保护胜利的果实和支援武昌革命，在当时革命军政府的号召下，许多农民、手工业工人、青年知识分子踊跃从军，致使湖南的军队数量激增，短短的时间里，就先后建立了六个陆军师。
激增的军队数量，虽然为湖南在接下来的援鄂、援赣战事提供了充沛的兵力，但是等到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南北双方的战争趋于平静之后，数量庞大的军队随之为湖南带来的问题，便是已经不堪重负的财政压力和行政任命了。这个时候，如何裁撤军队，就成为了摆在都督谭延闿面前的当务之急。
谭延闿，出身于官宦世家，被视为清末湖南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是在焦达峰、陈作新两革命党人遇害后，被湖南各方势力推举出来的新任都督。上任之后，便在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夹缝中生存。对外，要“继续革命”，一方面既要按照革命党要求援助外省革命，一方面还要听从立宪派的话，对不肯反正的守旧官僚要极力劝说使其归附新政府；对内，既要周旋于党人军官之间时刻保持春光满面，还要面对立宪派的官僚，左拱手右陪笑。这个时候的谭延闿，所过日子委实有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意思。
一边是环伺四周的革命党人，一边是实力雄厚的北洋集团，还有一边则是犹如巨擘般的西南集团，而恰恰这三方势力又是相互之间水火不容。这对于多重身份的谭延闿来说，民国政府的舞台，似乎比辛亥年间还要狭窄了。
革命至今的一切，让谭延闿早已懂得了几面讨好的必要性。黄兴以布衣身份来到长沙，他可以鸣礼炮二十一响，并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可以将长沙德润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袁世凯对湖南民党的猖獗不满意了，他可以暗通曲款，派遣亲信秘书为驻京代表，每月拨款数万元，使其游走于北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之间代为周旋。甚至，他也能够容忍，身为共进党人的余钦翼，担任湖南陆军第一师的师长。
饶是如此，在牵涉到各方利益的博弈上，他还是处处需要仰人鼻息。身处局中的谭延闿，对此体会自然比别人更加深刻些。
就像这次的裁军，虽然能够减轻湖南的财政负担，消除各部队长官拥兵自重、不服约束的弊端，但他还是先小心翼翼的征求了黄兴的意见，在取得其谅解后，又让袁世凯的中央政府派了一位检察使来湖南督导，以正其名。等到一切工作都做到家了，才能开始动手。
六个陆军师，分别由余钦翼、赵春霆、曾继梧、王隆中、梅馨和程潜担任师长。虽然各师师长的思想倾向不尽相同，但在谭延闿的心中，早就忧心军方混乱的他，认为为了湖南的社会稳定，这些军队都是很有必要成为被裁撤的对象。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倾向民党方面的第四师王隆中所部了。该部官兵虽有血战鄂省之功，但第其中很大一部分官兵却对立宪派幕后主使杀害革命元勋焦达峰、陈作新一事深感不满。而中下层官兵又常常借援鄂之功，恃功要挟谭延闿的军政府。这样一个火药桶，换谁也都不会将其留在自己身边的，拿他们开刀，对于早已心怀不满的谭延闿来说，自然不会手软。仅仅使了个“拉拢”、“分化”之术，第四师很快便被裁撤完毕。
此后，梅馨的第五师又成了谭延闿的裁撤对象，这次虽然其中有少许的波折，但最终还是成功裁撤了。
虽然成功的裁撤了两师部队，但此刻的谭延闿，当年那股豪气干云的叛逆劲头，早就缥缈无际。对于他来说，此时最重要的，乃是如何安然无恙的走出革命之后，这盘纠缠不清的乱世迷局。北方袁世凯，西南的肖沐白，再加上一个不怎么安分的民党，数方而来的庞大压力，已经让谭延闿有了一种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不仅共进党在湖南的军队中发展组织，袁世凯也在不停的大肆收买那些将领们，剩下的四个师长中，赵春霆已经投向了袁世凯。为了收买湖南的军队，袁世凯不仅直接开出了明码标价，而且还承诺会在湖南编练一个中央陆军师，一切待遇仿照北洋嫡系，所需官兵皆在湖南四师中抽调。也就是说，加入进去，就等于进入了北洋系统，在这个中央名分还十分管用的年代，这是很多湖南将领都所无法拒绝的诱惑。
如果说北洋的势力远在北边，中间还隔着一个湖北的话，那么面对步步紧逼，紧邻湖南的西南，谭延闿始终都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所谓卧谈之侧岂容他们酣睡，谭延闿从不相信，对于湖南这样一个紧扼西南咽喉的邻省，共进党在成功的将整个西北都纳入了掌控之后会不闻不问。要说共进党真不在意，打死他谭延闿都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