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协各方和日本代表在天津春帆楼的谈判，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虽然有不少大明商人已经听说广兴号船东不仅拿回了船只货物还获得了赔偿，但并不觉得这场战争会和自己有什么关联。
直到日本代表签署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向大明赔偿1200万元；向荷兰东印度公司赔偿800万元，并获得佐渡岛39年的租借权；向西班牙王国赔偿450万元；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赔偿250万元；向葡萄牙王国赔偿500万元；向朝鲜王国赔偿2000万元；向琉球民众赔偿400万元，并归还被日本所侵占的北方诸岛。另外日本同意全面向东协成员放开自由贸易，并将进出口关税限定在5%以内。
条约内的总赔偿款达到了五千六百万元之多，日本决定拿联军缴获的1300万两银、铜，石见等银山，国内外关税作为抵押，向大明的中央银行、山西银行、交通银行、海外贸易银行组成的银行团借款六千万，年息45厘，分三十年还清。
就在京畿百姓还在猜测日本人究竟能不能够还清这笔贷款时，北京和天津的工厂、商业公司已经开始获得了大笔订单了。很显然，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都生怕拿到手的纸币会贬值，因此在条约签订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挥舞着大明银行授予的支票，在京畿市场上大举扫货，生生的把物价推高了三成。
如果不是崇祯派人亲自出面约谈了三方，保证他们手中的纸币不会贬值，让他们停下了疯狂的扫货行动，还真有可能造成京畿地区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上千万货币流动性的注入，立刻推动了京畿、山东、河南、山西地区的经济大发展。
大明北方的商人们发现，他们今年不管投资生产什么都能赚钱，没有再比崇祯五年更好的年份了。以往都是北方生产原材料南方进行制造，然而就这一年反而变成了，从南方运原材料到北方来生产了。
除了民间的工商业大发展之外，朝廷也因为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朝鲜王国的赔款大部分又划到了户部，作为朝鲜王国请求大明援手的军费。
这笔资金很快变成了，启动滦河大桥及京城到张家口、京城到锦州之间铁路全面修建的资本。这几项重点工程为沿途的村镇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也使得河北地区的民众第一次觉的，崇祯五年得光景能够赶得上万历新政刚刚实施的那几年好年景了。
原本对于战争深恶痛绝的北方民众，第一次发自内心的感谢着打赢了日本人的大明海军。也就在这一年开始，报考海军军校的人数开始大幅成长了。
在崇祯五年的春夏之交，京城内不管是商人还是朝廷官员，讨论的最多的并不是当年的小科举，而是关于这一次对日作战的细节问题。不少商人开始把目光放到大明以外的世界，他们不再认为，海外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蛮荒之地了。
应该来说，朝廷中最受到震撼的还是户部的官员们，他们一边摇头唾弃着那些西方蛮夷*裸的向日本敲诈勒索的行为，一边却又不停的上书皇帝讨论赔款问题。以郭允厚为首的户部官员认为，除了朝鲜王国交来户部的1600万元军费之外，日本向大明赔偿的1200万元，向琉球赔偿的400万元，甚至向葡萄牙赔偿的500万元，也应当纳入国库才对。
内阁和其他各部、陆军总参谋部一边站在户部的立场上出声，一边却又在私下商议着如何瓜分这笔巨款。内务府、、海军军令部、东海巡阅府、总理衙门、外贸商人协会自然是不肯相让的，毕竟这几方都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有了成果又怎么可能凭白让给什么都没做的朝廷。
双方的争吵，很快便引起了什么好处都没吃到的南方士绅、南京勋戚们的不满，认为朝中上下官员只知道追逐铜臭，远离圣人之教诲，这是国将不国的表现。于是本就因为衍圣公事件分歧多多的南北士人，又因为这件事狠狠的吵上了一架，导致双方之间的矛盾更大了。
而对于荷兰代表普特曼斯和英国代表梅思沃尔德来说，日本人向大明银行团借款的行为，终于让他们理解了大明在谈判中保持克制的立场。六千万贷款光是每年45厘的利息，就是270万元，30年的话光是利息就累计达到了7100万元，超过了本金的收入。
日本岁入2100-2300万两白银之间，由于有近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金银矿的开采，因此日本每年的财政盈余还是很宽裕的，基本在400-500万两白银之间，折合成大明元就是6、700万元。
现在每年偿还200万元的本金加上270万元的年息，那么就是每年还款470万元，日本的财政完全可以承受。于是，在谈判中一直表现的宽容克制的大明，比动不动就拿武力威胁日本代表的荷兰人，拿走了不知道几倍的好处。
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荷兰，荷兰人一直都把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当做没有头脑的莽汉，特别是曾经的宗主国西班牙人，更是对他们的经济能力不屑一顾。不过今天，这群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聪明人，第一次发现在遥远的东方，居然有能够媲美荷兰银行家的头脑。这令一直鄙视亚洲人的普特曼斯开始转变态度，将狡猾的中国人同其他亚洲人进行了区分对待。
而在东协和日本谈判结束之后，朝鲜国王李倧派出参加谈判的户曹判书郑斗源和三道水使林庆业返回了京城，和朝鲜驻大明的大使沈器远进行了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