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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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七月,即使在这座中国北方的城市,晚风也已经开始变得像从某个巨大的厨房里排出的一样,令人感到有点儿微微沉醉的熏热了。
  
  闹市区那条繁华的步行街行人如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年轻女人们越来越培养起了对棉花、丝绸和化纤的节约意识,也就是培养起了对一切布料和一切纺织品的节约意识。体现在夏季衣着方面那就是穿得越来越少,基本上可以用“瘦、露、透”三个字概括。这座北方城市的服装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只消花一百元,一个年轻女人便可以把自己的身体从上到下包装得特别时尚,或者特别前卫。如果善于讨价还价,五六十元便足够了。比如可以花十元钱左右买一件色彩和样式都很流行的小衫,再花十元钱左右买一条女式短裤或者短裙,其实五六十元都用不了。最后花上十元钱买一双拖鞋,不是就把自己的身体包装齐了吗?不分南北,在几乎全中国的大小城市,严格意义上的女鞋也是越来越不好卖了。另一种介于鞋和拖鞋之间的足着物应运而生。说它是鞋它只有鞋面没有鞋帮,说它是拖鞋它却有很厚的底和很厚的跟。这一点决定了它根本不是为了女人们在家里当拖鞋穿而生产的。事实上也是,她们外出时换下拖鞋穿上它,进了家门以后换下它穿上拖鞋。这一种似鞋非鞋似拖鞋非拖鞋的女性足着物,在二〇〇一年成为普遍的女性时尚,其时尚之风方兴未艾,使中国的制鞋业受到相当严重的冲击。全国鞋厂的库里积压着成百亿双鞋,而那一种似鞋非鞋似拖鞋非拖鞋的不伦不类的东西,以其十二色俱全的鲜艳色彩,在大商家的柜台上和个体户的摊床上,自信地挑逗着追求展露足之美的女性的购买欲……
  
  在二〇〇一年,从十六七岁到三十六七岁之间的中国女性的夏季身体包装十之六七是这样的——男学生式的短发或精心养护的披肩秀发,无领无袖“瘦、露、透”并且领口开得很低的小衫,比内裤多用不了一二尺布的短裤或刚过臀部的短裙,脚上是那种似鞋非鞋似拖鞋非拖鞋的足着物……
  
  也不是一概便宜到了三四十元就可以买齐的地步,贵的也有。有愿高消费的就有专为高消费者服务的商家和店家。标价在这一点上更意味着是满足心理需求和为心理需求服务。心理需求当然是更高级的需求,过把瘾的价格从几百元到近千元,相互递增满足的档次。一方是利润满足,另一方是自我身体包装品质的满足。
  
  二〇〇一年的七月,确切地说是七月下旬某日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在这一座北方城市,在这一条步行街上,穿着少得不能再少的女人们触目皆是,她们裸胳膊裸腿的身影,招摇地往来于男人们眼前。十之六七的她们化着妆,染了发,文了眉。如果她们正巧驻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如果某个男人有兴趣盯住她们中某个的脸细看,那么他可能还会发现她割过眼皮做过眼线垫过鼻正过唇,目光从脸上往下溜,他可能还会看出她的胸挺得似乎有点儿不太一般,于是有根据猜测她可能还隆过胸……
  
  真的触目皆是触目皆是。
  
  中国的男人们实在是很值得钦佩的——二十年前,在中国,男人们和女人们穿着上的差异是很小的。除了样式的区别,色彩享有率几乎是一致的。历史上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从二十年前那一种情况到现而今这一种年轻女人们比赛着追求性感的情况,过渡阶段怎么也得半个世纪左右。因为这种过渡的完成往往需要文化的准备时期和文化的引导时期与文化的铺垫时期。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世界的时代演进都加速了,中国也不例外。非但不例外,而且是全世界时代演进步伐最快的国家。事实上,年轻女人们追求性感的本能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激情地释放着了。十年后的今天,则完全成为潮流,冲击时代所向披靡势不可挡了。即使她们某一天起一律地胸前只挂两片树叶,腰以下只胡乱地遮几把草,绝大多数中国男人也是不会“友邦惊诧”的。甚至巴不得她们某一天起一律地都那样子。男人们挣的钱越来越多,女人们穿的衣服越来越少或者干脆觉得穿衣服别扭——这是中国新新人类向往中的新新理想王国的图景。虽然都懒得这么说。
  
  当日晚报上的“女性风采”版,照例刊登着“做女人挺好”的丰乳药品广告。一个靓妹的玉照不仅“挺”得挺好,而且简直可以说“挺”得风情百种迷人极了。在这广告的下方,字体比汽水瓶盖小不了多少的一行标题是——“夏季到来,十点娇红”,正文却只有千把字,以诗般赞美的文字,描写女性涂红了的脚趾甲如何构成了夏季都市的风景线,如何定使男人们赏心悦目。在它的左方,一条消息报告人们——一位歌坛小女子不日即将飞抵本市满足追星族们的朝思暮盼,进行大规模巡回演唱。她答记者问的一句话乃是——“只要观众‘疯狂’,我更‘疯狂’!”——这句话就做了消息报道的标题,对追星族们起着再明显不过的心理刺激和挑逗意味。在那篇以诗般的文字赞美女性涂红了的脚趾甲的千字文的右边,另一篇千字文的内容是教女人如何运用她们的眼波使男人们注意到自己的存在,进而注意到自己的性感,或自己身体的性感部分——此千字文的署名怪怪的甜甜的腻腻的,怪得很嗲,甜腻得使男人想入非非也甜腻得那么性感——“小女子”……
  
  二〇〇一年,中国不少报纸的版面,越来越被些个新新人类中的新新小女子所侵略所占领所盘踞,她们越来越使某些报纸的某些版面变成仿佛喷洒了太多的雌性荷尔蒙的女性用纸巾。她们作为有文化的中国新新一代文化女性,新就新在她们的文化构成除了女性所细致地咀嚼出的那一点儿性的原汁,再几乎没有什么另外的内容。你很难得出结论是她们靠了自己是记者是编辑的特殊身份借助报纸这个载体释放自己过剩的雌性荷尔蒙,还是报纸靠了她们的津津乐道借助她们的女性对女性的新新发现,甘愿地变成女性用纸巾……
  
  在二〇〇一年的夏季,在这一个夜晚,在这一座北方城市的这一条步行街,那些是报社记者是报社编辑的新新小女子们,也是一道颇值得欣赏的风景线。只不过她们并不在步行街上似乎有所寻觅又似乎走哪儿算哪儿地溜溜达达,这站一会儿那站一会儿地东张西望。她们大抵都在步行街两旁的咖啡屋里、酒吧里、冷饮店里、西餐厅里,陪着些演艺圈里半红不紫的男星女星们故作斯文地嘬着吮着呷着。要不所陪的就是些董事长啦总经理啦,或某些中青年低职官员如科长啦处长啦主任副主任啦,以及某些高职官员的秘书们……她们自然不是做东的人,也是从未埋单的人。她们喜欢那些地方的那种情调、那种氛围。那种氛围氤氲一片的那种情调,最使人久坐不去的原因其实也没什么奥妙的,只不过依然是男女荷尔蒙气息的相互诱发和交流。打算尽情挥霍它一番的可以在那种氛围那种情调中彼此试探并心照不宣灵犀感染之后,再到别处去干正事儿。经常挥霍已自觉荷尔蒙日渐亏蚀的,却也可以在那种氛围那种情调中得以再补充再生成再培养,以利再挥霍……高职官员一般不会出现在这些荷尔蒙气息稠黏的地方,他们大抵都明白自己在这些地方经常抛头露面于自己的仕途是不相宜的。他们若打算“放松”一下,各有各的隐蔽去处……而那些“小女子”们在这些地方泡着时其实都有自知之明,清楚地知道自己从来不是也根本不可能是这些地方的主角,往高了想象自己的身份也只不过是社会这座“大观园”里的袭人罢了。所以她们都显得格外地矜持又格外地善解人意。明明自己在被稍带地泡着却在内心里暗暗对自己说——其实我何尝不是也在泡别人?她们对她们的眼睛所整天瞄准着的那些演艺圈里的半红不紫的星们所怀的心理是很分裂的。她们比谁都清楚她们靠了报社所捧护着的对象们原本是些怎样德行的人,但是权衡之下,她们觉得做对方们的附着物的感觉毕竟还是挺不错的。如果被对方全体都抛弃了,她们眼下赖以生存的饭碗也就砸了。但是她们心的深层对自己靠了报社所捧护的对象们有不同程度的嫉妒。甚至,在社会这个“大观园”里,她们那一种嫉妒是最直接最深切的。这又是一般情况之下她们要求自己必须掩藏丝毫也不愿流露的,所以她们其实很不幸,在还太年轻的时候就变成了些个城府很深的“小女子”……
  
  在二〇〇一年,在中国,在这座北方的城市,在七月里的这一个夜晚,城市的其他区域都过早地安静了。那些区域里许多街道两旁的许多私营小饭店,几乎无一例外地灯光通明,也几乎无一例外地空荡无人。它们真是多啊!在有的街道两旁它们的店面一处挨着一处,它们门前的大红幌子从街首一溜儿排至街尾,幌穗在七月的这一个熏风靡靡的夜晚偶尔微微地拂动,好像证明着也是有生命的东西。招徕顾客的姑娘无精打采地伫立门旁,有人经过便立刻强颜一笑,嗒然若失地目送着背影,表情仿佛是被初恋的人儿抛弃了似的,有点儿不知所措的迷惘,也有点儿不明就里的委屈。她们或是店主们招聘的农村女孩儿,或是店主们自家中考或高考落榜的女孩儿,再不就是她们的农村亲戚家的女孩儿。如果她们是前者,她们的心里就会产生很快将被辞退的忧虑。那她们可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呢?农村她们是不愿再回去了。她们中长相还可以的,以后往往就会被这座城市的卖淫现象所吸纳过去。失业的人数在继续增加,卖淫的小女子们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悖论。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她们是后者,她们的忧虑则反了过来,首先忧虑的是店的存亡。如果店都开不下去了,她们以后的人生还依赖什么呢?这么一想,她们就对以后的人生心灰意冷了。而事实正是,十之八九的这些私营的小饭店,早已生意清淡得难以撑持了。二〇〇一年,经济大萧条的真相,在这座城市里呈现得特别明显。就一般人家而言,到饭店,哪怕是到这些价格很低的私营小饭店为什么名义花一二百元吃一顿饭,也意味着是一件奢侈的事了。
  
  是的,经济大萧条。即使在中国别的城市里不是这样,在中国这座北方城市里分明正是这样。
  
  只有在有数的几家装修豪华的大饭店里,每天一掷千元数千元的高消费仍在进行着。因为够规模的商业的活动,官员们的迎来送往,商与官之间的公关洽谈,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协作,毕竟还在每天照例地百折不挠地进行着。普通的老百姓,其实几乎并没有什么机会亲眼目睹那里碰杯劝饮大快朵颐的情形。但他们知道那种场面在那些地方确实地每天尤其是每天的晚上都在旷日持久地进行着。他们也能凭影视片断的表现和小说中相关的描写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出那一种情形。而他们的想象总是比实际内容芜杂。故他们一谈到这一点,无不气愤愤地咒曰:“他妈的腐败!”其实呢,也不可一概地都算作腐败。在这座经济极为萧条的城市里,官员们的迎来送往,已很少花公款了。公款行为的一切消费,已在政府财政支出中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故官员们迎来送往的宴请,席座中几乎必有一位商企界人士。他往往是私企老板、合资企业的中方管理者或少数经济效益还比较好的国企领导者,或早年下海十数年间所幸没被商海波涛淹毙终于干出了点儿名堂的原机关同仁。他们是够身份的陪客,也是埋单人。他们倒也乐于充当那样的角色。毕竟得以有机会新结交几位官员。双方有点儿不言自明地互帮互助的意思。即使这些几乎每晚都在照例进行的高消费,也不如五六年前那么能营造一种消费火爆的繁荣昌盛的风景了。在本市屈指可数的上星级饭店豪华、气派、宽敞的用餐大厅里,中午基本上都像谢绝参观的博物馆大厅一样肃静。除了蜡人般的服务员小姐没有必要而又忠于职守地翘立期待,往往并无顾客光临。就是到了晚上,有一两成顾客入门就足以令小姐们笑容可掬了,招待唯恐不周到不热情。而那些起了各种词牌般富有诗意的名字的单间,每晚能开用一间,总经理之类的主管人物闻报就颇觉欣慰了。正是在那一间单间里,除了官员们礼节性的迎来送往,再就是商企洽谈的进行了。这类洽谈总是以务虚的试探开始,以务实为目的,结果常以务了一通虚而告终。经济萧条的时代大背景,使商企洽谈的双方无不格外谨小慎微,都怕自己上了对方的圈套被坑骗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痛心疾首悔之晚矣。然而正是以上两方面被老百姓咒为“腐败”的另类消费,使几座上星级饭店似乎有着一种挺住不倒闭的理由。实际上它们都早已是亏损经营的饭店。相互之间比经济效益的标准,早已不是谁盈利多,而是谁亏损少。也正是那另类消费,蕴涵着本市经济振兴的微弱希望和看不大分明的前景。如果连本市商企界人士们也不互相宴请了,那么本市的大小经济血管,也就差不多意味着全都彻底栓塞住了。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种。但这一种“中国特色”,实在地更是深谙中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们头脑里的逻辑,而非是中国老百姓们的看法和想法。尽管经济学家们是对的,老百姓们的看法和想法是不无偏激的……
  
  在二〇〇一年,南和北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巨大,巨大到了忧国之士们企图解决而又深感自己智慧不够用的程度。
  
  在二〇〇一年,在中国,在这一座北方城市,在那一条步行街上,几乎只有在那一条步行街上,城市的神经亢奋着。
  
  人流如织,人流如织在某一阶段比肩接踵……
  
  用几十元钱包装了自己身体和用几百元上千元包装了自己身体的女郎们,看去都那么的酷那么的时髦那么的性感,对自己的魅力那么的自信百倍,很难区别她们谁的身体包装只不过投资几十元而谁的身体包装花了大本钱。她们漫游在步行街上似乎主要是为了向这一座城市里的男人们证明她们千姿百态地存在着,捎带在步行街给陪伴着自己的男人们一点儿愉快——指指点点地花他们的钱。也有的女郎并无男人陪伴着,钱包里也仅带着刚够打的回家的钱。她们想在步行街上碰碰运气,能相当容易地结识一位主动和她们搭讪着说话,暗示自己随时准备为她们掏出钱包并且钱包很鼓,并且形象方面不令她们太反感的男人。当然,如果其形象符合她们对男人的审美标准和心理就更加欢喜了。她们钱包里的钱明明那么的有限,她们的钱包却是特别美观的。那严格地讲也不是一般概念上的钱包,而是专为女性们生产的一种随身袋儿。长不过半尺,宽不过三寸。有的是真皮的,有的是仿真皮的,有的是绣了花的色彩鲜艳的绸缎的。就是没有革的,也没有塑料的。因为现如今连老太太和小孩子都知道,革的和塑料的再美观也肯定是地摊上的便宜货。而真皮的证明一种消费标准;绸缎的证明一种消费文化,显示着返璞归真引导消费新潮流的意思。这类小随身袋儿尤其与钱包不同之处是它的吊带和拉链儿,那一般都是金属的,铜的、镀银的,或含多少k金的。还有的是用水晶珠子或玉石珠子串成的。吊带很长,搭在她们肩上,美观的小袋儿就垂在她们胯部了。她们迈着招惹男人目光的步子走动时,小袋儿随之摆来摆去。这使它之于她们,更像是美化身体的饰物,也更像是荷包了。男人无法从形形色色的随身袋看出她们谁到步行街上来是有花一花自己钱之目的,而谁的那小袋内其实什么都没有。她们之间也互相看不出来。那些随身袋儿最瘪平的女郎,模样往往摆得最为高傲而又孤芳自赏。仿佛她们不但明白自己的性感魅力,仿佛她们的小袋儿里虽然没有一钞,却有一张金卡,而那金卡上储着七位数的一笔巨款,而她打算在这一个夜晚,在从步行街这头儿走到那头儿的过程中,将金卡上的钱全都花光……这条步行街上的女人们中的另一类,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小女子”们了。她们的年龄在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她们是本市一些有点儿身份的女人。或者因为丈夫有钱而较有身份,或者自己便拥有一家什么小公司,比如批发公司、代理公司、广告企划公司、专利事务所甚至律师事务所……再不就开着一家生意不错的美容美发店、名牌服装店、精品屋,或打字社……经济越萧条,从商的女人们越受到有能力呵护她们的男人们的友爱性关怀。所以她们一般并不直接感受到经济萧条的威胁。她们脸上永远挂着一种说明书似的表情,那就是——“我挺好的”。还有一类与她们同龄的女人是所谓的“白领佳丽”。她们的年龄不太会超过三十二三岁。她们的职业一般是商企界男士尤其私营商企界男士们的秘书、公关部主任。以上三类女人中有一些单身族,还有一些心理上有同性恋倾向,甚至是肉体上的同性恋者。在夏季,她们几乎每晚都到步行街上来。在步行街上花自己的钱消费的女人,大抵是她们。她们平素花男人们的钱花腻歪了,花自己的钱消费主要是获得一种自己真正是消费者的感觉。她们认为这是女人最好的感觉之一。她们到步行街来是上瘾的。毕竟,这座城市仅有一条步行街,而它是每晚这座城市人最多的地方,也是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它仿佛具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将这座城市里活得还算得意还算滋润以及活得很得意很滋润的中青年男女,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吸引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仿佛是他们和她们每晚都要参加的一种仪式。而此仪式足以证明这么一点——无论时代怎样,自己的命运并未沦落不堪……
  
  下岗的男人和女人是不太到步行街上来的。
  
  四十岁以上的女人是不太到步行街上来的。
  
  容貌不佳身材肥胖的女人也是不太到步行街上来的。
  
  事业无成人生失意怀才不遇的男人们同样不到步行街上来——他们宁肯在哪个小饭馆里借酒浇愁。
  
  但是有大学女生甚至刚入大学不久的女新生到步行街上来。她们的脸不化妆,穿着也很素雅。她们来到步行街上的目的据她们自己说是“感受时代气息”,外加一点儿对那气息的强烈好奇。相比于大学校园,步行街仿佛巨大的t字走台,仿佛每一个人尤其每一个女人都是模特似的。其实她们要感觉的更是此一点。只要你有一处吸引人的地方,虽无人喝彩,但必有眼欣赏。这些耐不住校园寂寞的女大学生,喜欢在自己浑然不觉的情况之下被欣赏,更喜欢在自己已发觉了的情况之下仍被某一双男人的眼睛盯着看。她们兜里没有多少钱,她们肩上也不会吊着小小的美观的随身袋儿。但是如果某一双男人的眼属于某一张她们也愿意多看几眼的男人的脸,则她们就佯装出并不是故意的样子,将她们的身子向那一双眼睛侧转过去,为的是让那一双眼睛发现她们胸前的大学校徽。那时她们的眼睑垂下着,似乎在专注地看面前摊床上的什么东西,而同时她们脸上的表情就格外地庄重起来。也许她们在大学校园里从来没有表情那么庄重过。其庄重不无表演性,若有似无地传达着这么一种暧暧昧昧的小意思——瞧我还是单纯的女大学生哪,请千万别打我的什么念头哟!
  
  然而每晚游荡在步行街上的,也有比她们年龄更小的同性一族。一些职高女生、高中女生乃至初中女生。她们一个个把自己弄得像“酷妹”,也像雏妓。她们觉得她们那样子特前卫,特反叛,特有个性——不知道在解放前的上海滩,在几十年前的香港,以及几十年前外国的华人街,雏妓的脸便是她们那种浓妆艳抹的样子。不同的是,仅仅是,从前的华裔包括一切亚裔雏妓,不作兴将头发削得中学男生似的短。“酷妹”和雏妓终究有点儿分不大清,是近二十年来的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她们到步行街上来游游荡荡,为的是渴望“遭遇”某种刺激。对那种“遭遇”的强烈好奇和希冀,像猩红热病毒潜伏在她们难耐的少女青春躁动期。其实,倘有男人们的眼盯住她们看,她们的心里就不免紧张起来。倘他们还居心叵测地接近她们,搭搭讪讪地跟她们说话,她们往往显出傻兮兮的样子不知作何反应为好,又害怕又有点儿暗暗激动不已。如果看出对方是正派的男人,她们自然没有必要害怕,心情也根本不激动。因为他实际上并不是她们所希冀的。而事实是,一个正派的男人,即使眼睛盯住她们看了一会儿,也断不会搭搭讪讪凑上前跟她们没话找话说。凡不但盯住她们看,且凑上前没话找话跟她们说的,几乎绝对地是那类衣冠楚楚,表面看起来特正派、特正经,甚至特有风度特有气质,而心底对她们不怀好意的男人。他或他们正是她们所希冀“遭遇”的男人。她们也正是因此而暗暗激动不已。这种激动对于她们,类似人站在险境边儿上的激动。她们渴望的也正是这一种刺激。通常她们不会单独一人到步行街上来游荡。或双双结伴儿,或三五一起。面对着分明是在打她们念头的男人,她们的模样往往真的傻极了,低声地吃吃地笑,瞪大双眼企图证明自己的单纯,却只不过证明了自己接近着二百五。并且问些只有幼儿园的小女孩儿才问陌生男人的话。诸如:“你是干什么的呀?我们也不认识你,你跟我们说话干啥呀?”“你跟我们说话也白说的,我们可哪儿也不跟你去!”“你可别把我们当成坏女孩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里怂恿的意味儿,其实比防范和戒备的意味儿还显明。但是当对方受到更大的诱惑和那么显明的怂恿,真把她们当成些二百五女孩儿,进一步施展伎俩勾引她们的时候,她们便会急转身匆匆而去。就像一只蜻蜓或蝴蝶,看去翅膀垂着了,似乎很容易便可捉在手里,但人手伸近时,倏地一下飞了。她们一边在人流中匆匆而去,一边不断地回头。确信肯定将对方甩掉了,驻足于某处人少的地方,于是相向嘻嘻哈哈笑作一团。以后她们就似乎有了很刺激的一个话题,就似乎经历了很够味儿的一次心理冒险,就似乎多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谈资。那步行街上的“遭遇”,在相当长的时日里,一遍又一遍地被回忆着,被夸张地讲述给她们的小姐妹们听,却仍能使她们自己亢奋、激动,也能使听者一次次对她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待那话题终于成为老生常谈了,某一个夜晚,她们就又相约了,结伴儿再到步行街上去。去体验同样的“遭遇”,真的“遭遇”了又同样是在对方心猿意马之际抽身而去……于是又有了新的谈资新的激动……
  
  她们对游荡在步行街上那种感觉也很上瘾。但她们毕竟不可能每晚都去。而很长时间没去也是她们受不了的。如同每晚在京城最火的某些火锅城大开其涮的男女,十之七八是回头客。而且十之七八绝不仅仅是为了胃口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消磨时间的……
  
  真的,在夏季,在这一座北方城市,步行街仿佛成了它的心脏。又仿佛因为活跃城市肌体的其他血管都严重栓塞了,回流不畅,心血积郁又充足,反而使这颗心脏由于承受膨胀跳得特别的欢!
  
  没有什么地方比步行街更热闹了!
  
  这儿,仅仅这儿,一片商业繁荣昌盛的景象。
  
  这儿,仅仅这儿,男人和女人,一个个都显得那么的人气充沛。
  
  这儿,仅仅这儿,五颜六色的灯光彻夜闪烁。形形色色的广告触目皆是。许多广告通过女人的眼,女人的眉,女人的唇,女人的发,女人的颈,女人的胸,女人的腰,女人的手和女人的足强化世人对商品的印象。在这些由女人身体或女人身体的某一部分所载的广告之间,橱窗里悬吊着烧鸡、烤鸭、熏鹅、成串的肠,令人馋涎欲滴的各类肉食品、生猛海鲜,以及珠宝首饰,代表最新医学研究成果或最古老配方的补药……
  
  一家药店的橱窗前为数众多的男人驻足不去。贴在橱窗内的巨幅广告画上,一行醒目的广告词是:“男人对女人的郑重承诺——自从我服用了‘金刚’,也挺——好!”
  
  那壮阳补肾药的名称,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部轰动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一样。而那部电影的真正主角,是一头十层楼那么高的大黑猩猩……
  
  一座城市新开辟了一条步行街,普遍的市民只要有心情少不了都要去逛逛。有人会去逛一次,有人会去逛两三次。
  
  但步行街每晚的拥挤,更是那些一次次去上瘾了的人们营造成的景观。
  
  步行街的尽头是江畔。从江上一阵阵向步行街吹送着凉爽的风。江畔当然更为凉爽。有些人从步行街逛来,分散在江堤上。他们是些住在附近的人。他们和那些逛步行街有瘾的人颇为不同。他们的好感觉首先是在江堤上漫步。逛步行街是捎带着的事儿,是顺路体验一下热闹情形。而那些逛步行街有瘾的人,几乎可以说是一些半职业化了的步行街上的游荡者。他们从街头走走停停悠悠闲闲地逛过来,却并不踏上江畔的台阶。最多在台阶下迎江站一会儿,吸几口凉爽的江风吹送来的新鲜空气,转身又往回逛。仿佛步行街上埋伏着什么和他们或她们的人生有关的意外事件,一旦其发生被自己赶上了,自己的人生就会改变成另一个样子。起码,又加进了什么戏剧性似的……在当今的中国,患人生奇遇强迫幻想症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因为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在现实之中是越来越感到疲惫了……
  
  斯时已晚上九点多钟,步行街上的人流仍像稠粥一样。两旁餐饮店里的食客和饮客,出去了一拨,又进去了一拨。在步行街的中段,有一幢经过翻修的俄式的二层楼房。它原是一家书店,前年改成饭店了。经营的自然也是俄式套餐。如果五十元可美美地享受一顿俄式套餐,那么谁还肯花二十几元买一本书读呢?在中国,在二〇〇一年,几乎什么都降价了,唯独书价更贵了。书店从步行街上的消亡又是那么的合情合理。在俄式小楼的左侧,有一个拱形门洞。“文革”前,它挺美观的。周边镶砌着枝叶浮雕。拱形弧的正中,展翅的胖胖的小丘比特搭箭开弓,觅“靶”欲射。它的门本身也是挺美观的。欧式的铁栅栏门。当年刷着墨绿色的油漆。所有欧式的铁栅栏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正如当今的防盗门样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此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每一根栏杆上都刻着一句诗。八根不疏不密的栏杆上正好完整地刻下了拜伦的一首诗。其诗情调伤感又真挚:
  
  正如一块冰冷的墓石,
  
  死者的名字使过客惊心,
  
  当你翻到这一页,我的名字,
  
  会吸引你那深沉的眼睛。
  
  说不定有一天,披览这名册,
  
  你会把我的姓名默读,
  
  请怀念我吧,像怀念死者,
  
  相信我的心就葬在此处……
  
  据说,在这门的一处机关没有毁坏之前,若谁能以标准发音的俄语流利地读完这一首诗,再按一下最后一根栏杆上的按钮,门铃装置就会发出一阵美妙动听的音乐。但这只是据说而已。“文革”中,拱形门楼周边的浮雕被砸得惨不忍睹。飞停在拱形弧正中的丘比特,仅剩下了一条腿和半边翅膀。两扇美观的铁栅栏门也不知去向……
  
  现在,门洞又被装修了一下,但已非原貌,洞壁贴上了瓷砖。步行街上寸土寸金,楼院里的一户人家,以每年八万元的价格租下了门洞,购置了几具电烤箱,雇几个农村的女孩儿卖各种肉串烧烤,每天效益相当可观。
  
  楼院里仍住着几十户人家。毕竟是老院子了,从前家家户户烧煤取暖,院内临街主楼的背面,以及左右两幢小小宾楼的楼体,早已被烟火熏得黑幽幽的。院子里这儿那儿,胡乱堆放着东家西家的杂物。总之无论谁,站在这样一个楼院里,便会觉得自己回到了三四十年前。步行街上是不允许有居民出出入入的院落之门的。所以那门洞被作为公产地皮的一部分出租,不但合乎步行街法规,简直是必然的事。此门洞不得出入了,有关部门就为院子里的居民开了宽敞的后门。自从步行街剪彩那一天起,居民们就开始出入后门了。出了后门的一条街,可算是步行街的后街了。这一条街与步行街的热闹、繁华、昼夜喧嚣人流如织的情形是没法比的了。行人很少走这一条窄窄的小街。车辆也很少从这么一条小街上驶过。它是那么的清静,又是那么的自甘清静。院子里的居民们倒是不太经常绕到步行街上去逛。他们更喜欢趴在自家的窗台上,或站在阳台上,居高临下地俯视步行街上的情形……
  
  此时,院子里停着一辆小型的封闭货车。它的主人是个体司机。每天开着他的车给各处送半加工过的食品。
  
  他正在家里吃饭。已喝了几盅酒,脸红红的。
  
  他忽然指着电视机大声对他老婆说:“关掉!关掉!我有更新鲜的事儿讲给你听!比电视新闻里报道的事儿更是新闻!”
  
  于是他老婆就将电视关掉了。
  
  “坐过来!坐过来!坐我对面来嘛!”
  
  于是她顺从地坐到了饭桌对面。这女人喜欢听她丈夫讲他每天开车在外边遇到的种种事儿。她也承认,有时他遇到的事儿,确实比电视新闻里报道的事儿更是新闻。比如有一天他送货,跟上车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女的是会计,男的是推销员。他们要双双跟到某个单位的食堂去结账。等他将车停在食堂门口,开了车厢后门,不禁大吃一惊——却见那男的裤子褪至脚腕,赤裸着下体,口吐白沫,分明的是躺在车厢里抽风……而那女的,则裸着上身,怀里抱着卷成一团的上衣,蹲在男的旁边已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见此情形的不止他一个人呀!他身后站着几个准备搬东西的食堂男女职工啊!不唯他大吃一惊,他们也都大吃一惊啊!而车厢里那裸着上身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则哭哭啼啼地冲他们解释:“我们没干什么事儿,我们真的没干什么事儿……他还没来得及……他就这样子啦!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
  
  他将车门复又一关,接着开向了医院……
  
  这样的事儿电视新闻里当然是不便报道的啦,也没有任何值得在电视里报道的新闻价值呀!但他的女人特别爱听他讲这一类“新闻”,并且特别喜欢将这一类“新闻”传播开去。仿佛他是专向她供送独家新闻的“新闻发布中心”,而她是此类“新闻”播讲员……
  
  “你猜我今天去到了一个什么地方?”——那做丈夫的低头吱的一声吸干一盅酒,醉眼乜斜地望着妻子就说开了,“那地方在郊区,多年前我去过一次的,记得原先是军营。今天一去,咦,不是军营了。挂着一块牌子,变成疗养院啦!”
  
  那做妻子的竖耳聆听地要求道:“少喝两盅吧!一会儿醉了你还怎么讲得明白?再说你拣那重要的情节讲就是了,不重要的你就给我略去了行不行?”
  
  做丈夫的瞪了妻子几秒钟,晃了晃头。仿佛他真的自感有些醉了,仿佛已醉得看不清妻子的面容了,仿佛那么晃了晃头,头脑就又会变得格外清醒了似的。他将身体隔着桌子朝妻俯过去,语调神神秘秘地又说:“你有点耐心嘛!现在就开始讲重要的了!你猜怎么着?我把车开进院子里,但见……”
  
  做丈夫的戛然而止。
  
  “但见什么?”
  
  为妻的迫不及待。
  
  “但见满眼都是标语!院墙上是,房墙上是,几根电线杆子上也是!‘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党内外一切走资派!’‘肃清刘邓反动路线!’‘造反有理!’‘保皇有罪!’‘谁要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总之‘文革’中最时髦的口号,几乎全都有!”
  
  这两口子是四十多岁的人,“文革”时期当过“红小兵”的那一代。做丈夫的以为,自己感到熟悉又震惊的事,妻子肯定也那样。
  
  妻子却撇了撇嘴。
  
  她说:“难道你还没见过呀?‘文革’中刷上的呗!”
  
  丈夫说:“不可能!不可能!那地方‘文革’中还是菜地!八十年代以来才有院子,才有房子!”
  
  “那就是你记错啦!”
  
  “我记错了?不可能!不可能!”做丈夫的又一迭声地说“不可能”,并将头摇得拨浪鼓似的,“那地方我开车经过何止十次二十次了呀!再说那些标语都不像是老早刷上的,一看就知道才刷上一个来月!院子正中还有毛主席塑像哪!两米多高的一尊!举着他老人家的巨手!不是改成疗养院了吗?我也看见几位医生护士走过院子,穿着白大褂……”
  
  “废话!医生护士当然穿白大褂!”
  
  “还戴着白帽子……”
  
  “更废话了!你不拣重要的讲,我可不老老实实听了啊!”
  
  “衣袖上还戴着红卫兵袖标!”
  
  妻子却已手拿遥控器开了电视。
  
  丈夫夺过遥控器将电视关了。
  
  “你不认真听我可不讲了!”
  
  “那就别讲!我还不稀罕听了呢。明明什么新鲜事儿也没遇到,喝了两盅酒,就编没意思的瞎话骗人!”
  
  “我没骗你!哎,我骗你干什么呀?不一会儿,我又看见从一排病房里走出四名红卫兵!二男二女!年龄大的是个男的。大也大不到哪儿去,二十来岁的样子。年龄最小的是个女的,看去也就十五六岁,可能刚上初一吧?你猜怎么着?他们走到毛主席塑像前,齐刷刷地挥着红宝书敬祝起来!接着都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再接着就念毛主席语录!念了一段又一段!我好奇呀!我就打开驾驶室的门,先不下车,听着,看着,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在自己脸上狠狠拧了一把,疼!又想明明不是梦啊!可眼前算怎么回事儿呀?难道我开着自己的车回到了‘文革’年代不成?你猜他们一段又一段地念毛主席语录为哪般?原来他们是为了‘斗私批修’,互相指责,互相批评,都说天天吃带肉的菜,还喝鸡汤,自己却不主动提出降低伙食标准,简直是在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你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呀?挨得上边儿吗?后来又商议着给领导和员工贴大字报,认为领导对‘三敬三祝’以及学习毛主席著作抓得不紧,认为有的女护士眉毛是修过的,是资产阶级臭美思想!而有的男员工集体念语录时,只动嘴唇,不发声,显然是在装念,滥竽充数!而这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不敬!食堂里的人出来搬东西了,我好心好意帮着搬,不小心掉了几个柿子椒,被我一脚踩了一个。有个人弯腰去捡,我见踩烂了,随口说了一句:‘别要了。’没想到那人抬起头,瞪着我语调凶巴巴地来了一句:‘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吓得我这么个大男人一哆嗦!……”
  
  “你可算讲完了吧?”
  
  “没完!”
  
  “还有的可讲的?那快讲完!讲完了我再告诉你怎么回事儿!”
  
  “最可疑之处是,院门口有持枪的军人站岗!穿‘文革’年代的军装。那个年代军人的夏装是什么做的来着?”
  
  “的确良!”
  
  “对!穿的是的确良军装!”
  
  “你傻兮兮地瞧着我干什么?没讲完快接着讲啊!”
  
  “食堂里还拉着十几条绳子,绳子上像晾床单似的垂着大字报!有的一垂到地,像一片大字报的森林!……”
  
  “快讲完快讲完!”
  
  妻子耸眉催促。
  
  “完了!”
  
  丈夫向妻子摊开着双手,仿佛将什么看不见的物件捧送给了妻子,意思是——你比我明白,那么就请你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儿吧!
  
  妻子用指头戳点丈夫汗油并冒的脑门儿,讥笑道:“你呀!亏你还是个整天开着车在外边闯荡的大老爷们儿!比我这下岗在家的女人见识更少!那是在拍电影,或者在拍电视剧!剧情需要表现‘文革’年代,那就圈一处地方,一切一切都搞得和‘文革’年代差不多,演员们统统在那种‘文革’环境里体验‘文革’状态,一言一行,跟着‘文革’年代的感觉走!要不能演得像吗?那叫‘封闭拍摄’!懂了吗?”
  
  “你怎么知道?”
  
  “看电视记者们在电视里现场采访知道的呗!”
  
  “这么说我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一点儿都不值得!你除了跟我,再别跟外人讲!讲了外人准笑话你连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
  
  做妻子的一腔扫兴,正这么教诲着丈夫,他们的儿子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那十一岁正读小学五年级的男孩子一进家门,就煞为紧张地冲他爸大声说:“爸,爸,有情况!有情况!你车厢里有人!”
  
  那两口子同时一愣,一时地你看我,我看你。
  
  当爸的问:“真的?”
  
  儿子急红了脸:“真的!我骗你是小狗!人在你车厢里拍车门!我悄悄走过去将耳朵贴在车门上听,听到一个女的说‘闷死我啦,闷死我啦!’还听到一个男的说‘趴下,脸凑着这儿!这儿有道通气的缝!’”
  
  当妈的忽然笑将起来。
  
  当爸的已在穿鞋,听到她笑,一边提鞋跟一边没好气地说:“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当妈的说:“我猜,你一开车门,别又是你讲过的那种情形!怎么这些个男女专爱在你车厢里干那种丢人现眼的事儿呢?”
  
  当爸的已站了起来,气呼呼地说:“你别总往那方面想!不定是俩歹徒,趁我不注意猫入我的车厢,打算在半路找机会谋害我!还不快去叫几个邻居给我壮胆儿!”
  
  他说着,旋转身子寻找防身的家伙。一时什么可操在手里的家伙也没见着,冲入厨房,握起菜刀离家而去……
  
  那儿子也满屋寻找可以打击别人的东西,最后拎起了炒菜的大勺追随在爸爸身后。临迈出家门回头冲妈嚷:“妈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该干吗去干吗去啊!”
  
  那当妈的终于醒过神儿来,一想,儿子不像骗大人玩儿,是得找几个邻居给丈夫给儿子壮胆儿……
  
  于是她也出了家门,扯开嗓子高叫:“不好啦!有歹徒啦!左邻右舍的男人们,快操上家伙出来呀!”
  
  这院里的人家彼此处得都不错,相互也都挺关照。老院落有老院落那一种又陈旧又宝贵的温馨啊!她那么一嚷叫,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出来了。有男人在家的男人出来了。男人不在家的女人出来了。大人不在家的些个上了初中上了高中的男孩女孩出来了,都问歹徒在哪儿。她站在露天梯上,指着丈夫的车说——在车里!众人望向那辆车,见她丈夫举着菜刀,她那十一岁的儿子举着炒勺,站在离车门两步远处,同声喝吼:“出来!出来!”车厢门上着锁呢,里边的人怎么出得来呢?
  
  邻居们家里出来的男人女人、初中生高中生们一见,就全都精神为之一振,并且全都亢奋起来。一个个摩拳擦掌拥下露天梯,走过去将那辆厢式货车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个说:“好!瓮中捉鳖!”那个说:“得有一个人去通知派出所!”还有的说:“通知派出所干什么呀?我们这么多人都是草包饭桶啊!擒住了,捆牢了,押到派出所去不就得了嘛!”
  
  司机的女人提醒道:“歹徒毕竟是歹徒,都是拼个鱼死网破玩命不在乎的主儿!说不定他们手里有凶器,大家也不能赤手空拳哇!”
  
  经她一提醒,众人又满院里寻了些棍啦棒啦锨啦铲啦的,双手紧握,或高高举过头顶,或矛似的挺向前去,仗着人多势众,重又将车团团围住,直叫司机只管打开车门——仨俩歹徒,抑或三头六臂怕他们个什么!却没人在那一时刻冷静想想,既是歹徒,怎么会被锁在车里?这不明摆着是很蹊跷的事吗?更没人向那司机发问。而在那一时刻,车厢内悄无声息,仿佛里边任何活物都不存在似的。
  
  司机一手仍举着菜刀,一手从腰间摘下钥匙,抖抖地开了锁,抽掉了锁链,于是那大锁被沉甸甸的锁链一坠,就从他手中落在地上了。
  
  随即有人用棍子拨开了车厢门。几道手电筒的光束交叉着同时射入车厢,将个小小的车厢里的情形照亮得一清二楚。内中码着些大大小小的纸箱、木箱,除此而外,不见其他。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绷紧的神经顿时松懈。各自手中准备打击穷凶极恶的歹徒的“武器”,也都纷纷地垂下。
  
  大家都觉得很索然。
  
  甚至,还都觉得很失望。
  
  于是司机两口子,对视一眼,就都将恼怒的目光瞪向了儿子。当爸的刚欲开口斥骂,十一岁的少年已抢先开口。
  
  只有那孩子的神经丝毫没松懈,仍高举着炒勺时刻准备进击。
  
  他冲车厢高声喝道:“歹徒听着,你们都给我滚下来!我明明听见你们在车厢里说话来着!”
  
  看警匪影碟看得太多了,早就巴望有这么一次机会自己也能一逞英雄本色呀。
  
  喝声落定,片刻的肃静之后,一摞纸箱晃动,众人的神经刹那间又紧张起来,皆防范地后退一步,手中的“武器”又都同时挺向前或高举着了……
  
  终于从纸箱后闪现出了一个婀娜的身影,但见此人在刺眼的手电光中双手捂脸,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到车厢边沿,轻盈地蹦下了车。
  
  那少年又喝:“把手放下!”
  
  双臂缓垂,脸儿现出,却是个扎齐肩短辫的少女!
  
  多么清丽的一张脸啊!
  
  它使人立刻联想到的一个美好的词是“清纯”。
  
  她穿着一套原本是黄色的,但已洗得泛白了的衣裤。令人一般都会想当然地以为,那肯定是一套从前年代的女军装。其实并不是的。其实那只不过是一套普普通通的,斜纹布的,从前年代的女装。与女军装的区别在领口和腰衩儿。女军装的翻领小些,并且剪裁得见棱见角。腰衩也收得紧一些,为的是使女军人们看去身材健美。而普通女装,翻领大些,剪裁弧度也圆些。两类翻领,前类如竹叶,后类如枫叶。至于普通女装,具体说从前的女学生装,腰衩是不兴往瘦了收的。甚至像男上装一样,几乎没有所谓的腰衩儿剪裁可言。从前的年代认为,年龄上既是女学生,那么就尤其应该将自己身体发育过程中的优美之点和曲线,用宽的衣肥的裤彻底掩饰起来。从前的年代认为,女学生不自觉地掩饰自己身材的美点和曲线,那么很可能是心思不良的坏女学生了。从前的一名女学生,倘穿紧胸的上衣,倘穿短过膝部的裙子或胯部剪裁得较瘦的裤子,是一定会遭到指点和非议的。不久老师就要找她谈话了。从前年代的“中国特色”,体现在服装方面是“六原色”——黄、绿、蓝、白、灰、黑。少女们对红色的喜欢,只能通过红领巾、红头绳和红袜子去追求。而中国对红色的好感,只能通过红旗和后来“文革”中的“红色海洋”来表达。外加以黑色的铅字印出的或黑色的墨字写出的红色的革命的口号和诗句来证明,如“红心”“红色山河”“红色司令部”“红色路线”“红色接班人”“红色政权”“红色思想”“红宝书”,乃至“红天地”“红宇宙”“红色理想”“红色历史”“红色未来”等等。
  
  那从车上蹦下来的,扎齐肩短辫的少女,穿的就是一套对她的娇小身材而言未免过于肥大的衣裤。她的两袖绾在肘弯那儿。她的两条裤腿卷了一折。不卷就会垂及地面了。她赤足穿一双黑色的,胶底的扣襻布鞋。是她那个年代的普遍的女孩子们所穿的那类鞋。她那个年代的?——这么写有多可笑!它不是她的。而她却当然是属于它的。是属于它的千千万万个中的一个。她的鞋的黑色布帮也刷洗得泛白了。集中在她脸上的几束手电光,现在已经集中在她的脚上了。她的鞋那么小,看去只有三十四五码。可以想象得到她的脚儿也是多么纤秀。在手电光的照耀之下,她的脚背白皙如玉。包围着她的众人,当然还不知道她打算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在三十四年前也走一遭。如果知道,定会十分可惜她那双纤秀的脚儿吧。今天,在夏季,女孩子们才不愿将那么一双纤秀的脚儿穿在一双老样式的旧鞋里哪!倘不再受校规的管束了,她们往往也会迫不及待地将十个脚趾甲涂上自己所偏爱的某种颜色的指甲油……
  
  她全身有三样东西是红色的——扎短辫的头绳,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臂上的红卫兵袖标。当然,像章上的毛主席头像和袖标上“红卫兵”三个字是金黄的。
  
  毕竟的,天早已黑了。这院子里也挺黑,不像步行街上那么灯火通明。而大人们的眼,不知为什么,那一时刻都忽视了她臂上的红卫兵袖标。但跻身在大人们之间的那些男女中学生,目光却似乎对红色极为敏感。他们差不多同时在手电光中发现她臂上戴着红卫兵袖标了。
  
  青春期的眼睛对于红色的反应,往往像斗牛场上的牛对于斗牛士的红斗篷一样亢奋啊!
  
  “哇噻!她戴着红卫兵袖标!”
  
  “她……她是一个红卫兵!”
  
  “哎,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假的呀?”
  
  他们惊奇万分。
  
  接着,就都手一松丢弃了“武器”,纷举双臂,口中发出“噢”“噢”的土著人般的叫声。在观看球赛和歌星演唱时,他们常通过那么一种叫声达到情绪的宣泄。
  
  她是四名三十四年前的红卫兵中年龄最小的那一个。她叫肖冬梅。她长到十五六岁,第一次听到中国人口中叫出“哇噻”两个字。明白那表示着激动。却不明白为什么也是可以用来表示激动的两个字。更不明白别人为什么见她戴着红卫兵袖标惊奇万分。在一九六七年,红卫兵袖标就像邦迪创可贴在今天一样人人视为寻常的呀!她也不明白他们的话。红卫兵还有什么真的假的呀?!红卫兵只分造反派的还是保皇派的。而保皇派的红卫兵也不能说是假红卫兵啊!只不过一时受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了嘛!一旦擦亮了眼睛,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依旧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嘛!
  
  刚才在封闭式车厢里说快闷得窒息了的就是她。现在终于可以舒畅地呼吸到充足的空气了。她那蹦下车时还很苍白的脸,开始渐渐地变得绯红了。那么多人围着她看她,她困惑极了,也不好意思极了。她一觉得不好意思,她那羞涩的模样就显得尤其可爱了。
  
  她往车厢旁闪开了身子之后说:“我当然是真的红卫兵呀!难道你们都没看这几天的报也没听过这几天北京电视台的广播吗?我就是那四名在岷山遇险的红卫兵之一呀!江青妈妈不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我们是首都北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客人了吗?你们革命群众这样不友好地对待我们算怎么回事儿呀?”
  
  这时候大人们才注意到了她臂上的红卫兵袖标。
  
  红卫兵?!
  
  大人们,也就是那些五十来岁的父亲母亲们,当然是都亲眼见过红卫兵的。不但见过,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戴过红卫兵袖标当过红卫兵哪!
  
  尽管如此,他们也困惑极了。
  
  “文革”已经结束二十余年了!眼前这个女红卫兵是打哪方土地下冒出来的呢?虽然,二十余年间,红卫兵在中国已经几乎成了妖魔鬼怪的代名词,他们自己也因在“文革”中的“暴烈”行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忏悔过,但他们对她还是产生了一种同类对同类的久违了的感觉。那种感觉反而使他们不知所措了。他们认为自己心里竟产生了那种感觉是非常之不正确的,甚至是非常罪过的。而她的话,十倍地加强了他们的困惑。江青?!——多少年没听人提到过这个当年只消轻轻一跺脚,便会使全中国一哆嗦的名字了!——还敬爱的!还“妈妈”!——这可都是哪儿跟哪儿呢?
  
  那十一岁的少年却不管她是什么红卫兵不红卫兵的。他认定了她是坏人。不是坏人,为什么要藏进封闭式的车厢里呢?即使不是女歹徒,那么也一定是女贼或女骗子吧?
  
  他又喝道:“还有一个同伙,滚下来!”
  
  于是车厢里的纸箱木箱又是一阵晃动,接着蹦下了第二个红卫兵。再接着蹦下了第三个第四个……
  
  二男二女四个红卫兵,一字排开地横站在众人面前。手电交叉的光束,从他们脸上依次照过,再从他们的头照到他们的脚……
  
  中学生们开始放胆走到四名红卫兵跟前,有的就着手电光仔细端详他们戴的毛主席像章,有的伸手摸他们的红卫兵袖标。仿佛怀疑那不是布的,而是纸的。
  
  “我抗议!我代表我的三名红卫兵战友向你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说此话的是两名男红卫兵之一。显然,他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其实大也大不到哪儿去。比那年龄最小的女红卫兵大四岁。而只比他的另外两名红卫兵战友大两岁。他原名赵家兴,“文革”开始后改名赵卫东,高二学生,四人“红卫兵长征小分队”的发起者。
  
  他一抗议,众人呆望着他们就更加的不知所措了。
  
  这时那十一岁的少年的爸爸开口了,他指着他们说:“我认识他们!我认识他们!”
  
  他望着自己老婆又说:“怎么样?我没编瞎话骗你吧?”
  
  他甚至有点儿得意起来了。
  
  他儿子的手,举着那大炒勺本已举累,听老爸说认识对方,手一松,炒勺当啷落地。
  
  这少年最最扫兴了!
  
  明摆着,英雄本色是没机会表现了呀!
  
  众人的目光又一齐望向了那司机。其中一个男人挠挠脑门儿,不由得开口问他了:“哎,你既然是认识他们的,那你先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他们究竟是好人啊还是坏人啊?”
  
  他迟疑良久,憋红了脸,才吭吭哧哧地说:“他们……他们不是……”
  
  他觉得自己的处境,简直就有点儿像威虎山百鸡宴上的栾平了!
  
  “不是坏人?”
  
  他摇了摇头。
  
  他不得不摇头。因为他也没有任何一点儿理由指证四名红卫兵是坏人啊!如今不是“文革”年代了呀!随便说别人是坏人,那是要犯诽谤罪的嘛!感谢中国近二十年的普法教育,他的头脑中已经装进了一点儿法律常识。
  
  “更不是歹徒啰?”
  
  他又摇了摇头。
  
  “爸!”
  
  当儿子的感到被出卖了。
  
  “住口!都是你一惊一乍搞的大误会!”
  
  儿子眨眨眼睛分辩道:“可我也没说他们是歹徒呀!我只不过跑回家告诉你车厢里有人说话!是我妈满院子喊有歹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