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6已解禁，557得等明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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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我们曾提到过的“实名质疑同行诱骗治疗，导致肿瘤患者的花费翻10倍”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再次在知乎上发布长文：“写给我挚爱的国家和众多的肿瘤患者及家属——请与我一起呼吁，请求国家尽早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
文中提到了7条肿瘤治疗乱象的“临床实例”，并分析了这些现象的原因——缺乏监管；部分医生的无知和贪婪；及作为弱势群体的患者信息不对称。
文末，这位医生还提到了对该乱象的解决方案——“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设立红线并严格监督执行”。这篇长文发布后很快被张煜删除，但仍吸引了从民间到官方的大量关注，4月19日“新华社每日电讯”发布评论员文章“医生揭肿瘤治疗黑幕后，删了帖子但删不了问题”。
同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消息：“立即组织对有关情况和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相关问题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然而，在诸多的叫好声中，也不乏来自医生同行的不同声音。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晓东发微博评论：标题有点狠，容易被百姓误解，这些乱象不是医生的问题，是社会和管理的责任，总体可信度和我的支持度90%。
在“医学界医生站”上，则有某主任医师，实名发文表示：“不可否认，张医生说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甚至并不是个别情况。但是对文中表达的肿瘤治疗都只能按照标准治疗进行不敢苟同”。事实究竟如何呢？
13%以上的成年肿瘤患者至少接受过1次超适应证化疗早在4月14日，《八点健闻》曾采访了4月初被张煜指为“诱骗治疗”的当事医生，某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巍本人，陆便提到，患者罹患的是一种恶性程度高、生存周期远低于普通胃癌的罕见胃癌，并没有规范的诊疗指南可以遵循。
陆还指出了诊疗方案中几种被指为“滥用药物”的贵价药也只是“和医生经验有关、约定俗成的超适应证用药，并没有经过大量人群验证，没有写进说明书”。
数据显示，张煜医生提到的“滥用药物”的问题本就是肿瘤治疗领域的沉疴宿疾。2020年，《中南药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陕西省某医院2019年收治的174位原发性肺癌患者病例中，有146份抗肿瘤药物的治疗方案不合理，占比高达83.9%。
其中，44份（25.3%）病例抗肿瘤治疗方案选择不适宜，如顺铂、卡铂、依托泊苷在一个周期中给药天数长达5天，不符合标准治疗方案，应用奈达铂替代顺铂用于小细胞肺癌治疗等情况。
《北方药学》杂志2019年的研究数据同样显示，某医院182例使用抗肿瘤药物住院患者病例中，不合理给药情况占比37.91%，涉及用法、用量、溶媒选择、给药顺序、联合用药、预处理、用药选择等不规范问题。
4月18日，也是张煜发布长文的同日，在我国东部某省会城市召开的一次闭门会议上，来自某肿瘤医院的药剂科主任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据她介绍，其所在医院2020年共点评病例1572份、处方7602份，发现化疗方案选择不合理、配伍禁忌不合理、医生超权限使用抗肿瘤药及重复给药问题依然存在。
这正是抗肿瘤药物使用中的一个麻烦，除去本次被曝光过的因利益驱动、知识更新不及时导致的药物滥用，抗肿瘤药的超适应证使用问题，几乎是全球肿瘤医生和临床药师们绕不过的一道坎。
“抗肿瘤药超适应证使用的情况，在全球都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类型的肿瘤都存在这一问题，且治疗结果有极大差异。”2017年2月，《国际临床药理学和治疗学》发布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院药学系的一项系统性回顾，如是总结。该研究团队以1975年-2016年为时间范围，在pubmed检索出199项关于抗肿瘤药物使用的系统性回顾或meta研究。
最终，有23项研究被纳入本次系统性回顾，涉及美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加拿大、中国、瑞士和以色列等国。回顾分析结果显示，在上述9国中，住院患者的抗肿瘤药超适应证使用率为18%-41%。
在成年癌症患者中，有13%-71%的人至少接受过1次超适应证化疗——包括化疗用药或化疗次数未遵循指南——且转移性肿瘤和姑息治疗患者的超适应证用药率最高。
能否达到真正的医患共决策在张煜看来，那些明显违背肿瘤届公认基本原则的治疗手段无一例外导致患者花费大幅度增加，甚至有部分患者因此死亡。而抗肿瘤药物“滥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医生专业知识不足，或是经济利益所致。
不过，现实情况也许比单纯的医术不精和利益驱动要复杂一些。疾病的复杂性导致的缺乏临床试验证据，指南更新速度慢、医生尝试治疗新途径也许都是超说明书用药的原因。
2020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药剂科主任刘涛曾向《健康时报》表示，“在恶性肿瘤疾病治疗领域，超药品说明书用药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主要的原因确实是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发展的速度相当迅速，而药品说明书的更新明显滞后于临床实践的发展。
超说明书用药亦即‘药品未注册用法’，是指药品使用的适应证、给药剂量、适应人群、给药途径等用法，不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说明书之内。”
而前文提到的新加坡系统性研究则指出，抗肿瘤药超适应证使用的部分原因，来自临床指南更新的延时，以及缺少足够的临床研究证据进行决断。7%-31%的超适应证用药，缺乏相关癌症诊疗指南或药理学支持。“